余刚：面向美丽中国建设目标，推进新污染物与常规污染物协同减排

发表时间：2025-05-22 11:40来源：中国环境APP

余刚：面向美丽中国建设目标，推进新污染物与常规污染物协同减排

2022年国务院印发《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》后，全国各地高度重视，积极行动，新污染物治理能力得到初步增强。下一步，新污染物治理的战略规划是什么？

5月17日，在第十九届POPs论坛上，国家履行《斯德哥尔摩公约》工作协调组和国家履行《汞公约》工作协调组专家委员会主任、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环境科学学会POPs专委会主任、北京师范大学环境与生态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余刚教授表示，新污染物治理要对标对表美丽中国建设目标。

图为余刚作大会报告

结合美丽中国建设目标，循序渐进地推进新污染物治理

近年来，新污染物治理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。继《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》印发后，2024年，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》为推进新污染物治理明确了目标：到2035年，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。“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减排量”也列入《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技术指南》的评估指标体系。

在此背景下，余刚团队开展多项研究，为面向美丽中国的新污染物治理科技战略目标、重点任务与管理提供对策建议。

面向美丽中国的新污染物治理战略应当考虑哪些目标？

余刚提出，新污染物治理一定要围绕美丽中国、健康中国建设需求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，同时要能够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，适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，有经济可行的技术支撑。

余刚表示，战略目标要充分考虑管理、技术、产业所面临的挑战。“我们都希望环境、食物里没有新污染物，把新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的风险降到0，但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需要重点考虑当前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否能够支撑，有没有经济可行的技术支撑，否则治理还是空中楼阁，纸上谈兵。”他说道。

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如何才算得到有效管控？

余刚认为，首先，对国际环境公约管控的新污染物，我国特有的新污染物等有重大风险、高风险和中风险的，应当进行有效管控。第二，与新污染物相关的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的环境风险，应当得到有效管控。第三，要建立新污染物的长效管控机制。

他指出，要结合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研究确定不同时期新污染物的治理目标，循序渐进地推动新污染物治理工作，发布不同阶段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清单。

研究建议，到2025年，新污染物治理能力明显增强；到2030年，能够有效管控有重大风险的新污染物，形成新污染物长效管控机制；到2035年，有效管控高、中风险新污染物，健全新污染物长效管控机制；到2050年新污染物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影响趋近于无。

“欧盟在制定化学品管理战略时提出了2050年迈向无毒环境的目标。而我国有制度、体制上的显著优势，如果能够集中力量加强科学治理，我们甚至可能‘弯道超车’，比欧盟更早实现新污染物几乎没有风险的目标。”余刚表示。

协同治理新污染物和常规污染物，实现协同增效

在新污染物治理的对策中，余刚提出，既要做好新污染物本身的治理，更要将其深度融入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。统筹新污染物治理、化学品风险防控和传统污染物防治，实现协同增效。

目前，余刚团队已启动新污染物与常规污染物协同减排战略研究，预计2026年将形成系统性政策建议。

“我们希望通过研究，比较新污染物与常规污染物的排放特征和减排技术的可行性，在此基础上提出二者协同减排的重点排放源，研究新污染物和常规污染物协同减排的战略目标、技术路径和主要措施。”余刚说。

从排放特征来看，常规污染物一般来源明确，例如燃煤电厂、钢铁、水泥、化工等工业源以及机动车尾气、生活污水等。其排放量大，环境浓度通常较高，比较容易监测。在治理方面，通常有明确严格的排放标准，末端治理技术普及率高。

而新污染物往往来源复杂，涉及医药、农药、化妆品、电子废弃物、塑料制品等多行业，呈现“痕量高毒”特征——排放浓度低但生态毒性强，易生物累积。同时缺乏监测的标准方法，迁移转化机制复杂。

“我们生产生活排放的污水、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处置过程，既会排放常规的污染物，也会排放新污染物，要对二者的排放特征进行分析，研究哪些环节可以实现协同减排。”余刚说。

从减排技术来看，一些常规污染物治理技术可用于部分新污染物的去除，二者的治理技术也存在协同“潜力”。例如，传统的湿法脱硫可协同去除部分重金属，活性炭吸附可协同去除常规污染物和部分新污染物，SCR脱硝技术可以协同去除二噁英，危废焚烧也可以协同去除有毒有害化学物质。

但新污染物治理难以直接搭上常规污染物治理的“便车”，而是要对技术加以优化和改造。

“例如，脱硫脱硝等技术运用到新污染物治理中还是有一些限制因素。比如PFAS去除特殊技术和工况需要‘量身定制’，比如实现热分解需1000℃以上的高温，边际成本高昂，难以在实际中运用。”余刚说。

针对重点排放源的场景，余刚团队契合新污染物的深度处理需求，通过优化技术组合，设计了一些实用技术路径，提升处理效率。

例如，针对污水处理厂这一重点排放源，既有COD、氨氮等常规污染物，还可能涉及PPCPs、EDCs、微塑料等新污染物。如果升级污水处理厂的生物处理工艺，例如采取MBR+臭氧氧化的方式，便可协同处理新污染物，强化污泥中微塑料拦截。虽然技术改造可能增加20%—30%的成本，但同时污泥的处理成本也会相应下降。

下一步，研究将提出新污染物与常规污染物协同减排的规划目标、管理原则和指标体系，在治理体系、跨部门协同机制、制度创新与保障方面，探索新污染物协同管理机制，重点围绕“禁、减、治”提出全过程协同治理体系与技术创新路径，构建以政府为主导、企业为主体，科技支撑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协同减排策略。